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12年开始，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明铁佩城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显示，明铁佩城址是包括内、外两重城垣的大型城址。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建立该城址及其所处的费尔干纳盆地出土遗物的时代序列和城址的年代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对出土于新丰秦墓的23面铜镜进行了金相组织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成分分析，并结合实验数据对这一时期铜镜制造中是否存在热处理工艺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本文分析的铜镜均为铸造而成，并未普遍经淬火、回火等热处理，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铜镜相比，铅锡含量较高且成分波动较小，表明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铜镜制作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本文还认为秦镜中较高的锡含量导致其脆性增加，可能是出土秦镜多已破碎的原因之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律文"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御史，丞相长史以及相国长史的禄秩是一千石"，本文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御史长史，丞相长史以及相国长史的禄秩是一千石"。8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发掘两座西晋时期墓葬。两座墓分别为单室土洞墓和双室砖券墓，出土有陶器、青瓷器及铜器等。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体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而墓中出土部分青瓷有南方瓷器特点，体现了当时南方器物向北方传播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1年，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的高潮，*终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2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历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了清帝退位诏书、清朝传位玉玺及清朝的龙旗等一组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文物，共同见证着1年前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本文拟结合历史背景对这一组文物的内涵、影响及流传经过等进行分析。9年，在洛阳市洛南新区广利街发掘45座唐宋时期墓葬，大多数被盗严重。其中，唐代土洞墓C7M395保存完整，出土较多三彩器，为研究洛阳地区盛唐墓葬提供了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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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一直是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交流展览和临时展览中使用的特殊辅助展品。本文回顾了国家博物馆历史地图编绘的历史，总结了"古代"基本陈列历史地图编辑的主要思路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说明了历史地图具有其它展示手段无法替代的特性和作用。新近刊布徐家岭M11(化阝)夫人(女囂)鼎之铭文，因其纪年形式关乎太岁纪年、二十八宿恒星观测体系之应用、四时之形成及楚历建正诸问题，所以，该器及其铭文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捐纳是清代官吏选拔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封建吏治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借助捐官执照这一实物，对清代捐纳制度的特点、作用及弊端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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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荃主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网罗式地收录诸多河南佛教单体造像，为学界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参考资料。笔者认为，其中刊布的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二十余件唐代石刻菩萨像，属于武周至晚唐各个阶段遗物。这组菩萨像很可能基于《维摩诘所说经》卷1《佛国品》制作，旨在于建立一个由菩萨行而成就的佛国净士，劝化并饶益一切众生。邓窑是豫西南迄今发现的宋金时代的窑场，延续时间亦相当长。所烧瓷器产品丰富，种类齐全，烧制青釉、白釉、黑釉等多种釉色，窑变花瓷、印花、刻花、剔花、彩绘、三彩等装饰工艺俱佳，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邓窑遗址发现较晚，众多富有特色的邓窑瓷器，对研究古代瓷器烧造技术及辨别传世瓷器的产地都具有重要意义。匈奴的金银器在考古学资料中发现较多，以装饰品为主，还有饰件、日常用具等。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作为装饰，分单个动物、多种动物组合和动物争斗三种艺术风格，除了反映战国至汉代草原地区的经济类型、生活情景之外，还寓意图腾崇拜的深层文化内涵。同时，以金银器的造型、纹样装饰、制作工艺为载体，反映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地区的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交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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